曾 興 　沙 馬

　　一、攀枝花文化人格構成的歷史基礎

　　1964年至1980年，為了“備戰備荒”，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部署在我國中西部地區13個省、自治區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史稱三線建設，它是深刻改變新中國生產力布局的國家戰略和偉大壯舉。其中攀枝花又是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因此攀枝花開發建設史就成為中國三線建設史的一個縮影。“攀枝花人”通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斗，完成了從昔日“七戶人家一棵樹”的荒蕪之地向現代化工業城市的歷史性跨越，成為三線建設的成功典范。從“百里鋼城”到“釩鈦之都”，這里已經發展成為中國西部重要的鋼鐵、釩鈦、能源基地和新興工業城市。它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還在其間孕育形成了“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為主要內涵的三線建設。所以這座因祖國三線建設而興起的工業城市，也是一座孕育了“三線文化”和三線建設的英雄城市，甚至可以說攀枝花就是三線建設歷史與英雄人格的結晶。

　　由此可見，對于攀枝花文化人格及人性底蘊等問題的探討以及構建攀枝花地域人格理論，就不得不在三線建設的歷史大背景下展開。雖然三線建設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已成為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但三線建設卻以一種“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般的豪情，成為攀枝花歷史文化遺產中的重要概念，并不斷地上升為“攀枝花人”的集體意識及文化心理結構。所以要了解攀枝花文化人格的構成與內涵，必須得去深刻的了解三線建設的歷史與沉淀。繼而對“英雄攀枝花”的解讀，也應該以“攀枝花人”的生存經驗和創業記憶為基礎，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對本土人格的塑造上來，并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將城市文化人格英雄化、審美化作為攀枝花歷史書寫的又一個美學特征。

　　此外，從三線建設的艱苦開端到目前攀枝花實現城市現代化的快速發展，這一歷史進程在帶來城市建設質變的同時，也不可否認地帶來了城市精神結構的變化，“攀枝花人”世界觀、社會觀以及人生觀所構成的價值顛覆，正以其更為幽深綿密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現實認知，并在文藝上表現為由“宏大敘事”轉向“瑣碎日常”。因此，攀枝花“艱苦創業”的主題在現代化進程當中雖使得物質極大的豐富，卻無法在根本上安頓人的精神。由于歷史的生產、生活方式時刻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觀念，以及派生的審美觀念的變化，所以在面對當前日趨泛化、碎片化和流俗化的文化現象時，我們不應該再將人格構建的問題納入一種狹隘的范圍之內進行討論。目前，我們需要借助傳統的精神力量，使個體生命在沉思自身時，擺脫功利性的追求，進入一種僅是審美觀照的本真狀態，從而找回人之本真狀態下的凝視、尊重、激賞、稱譽、贊美。在文藝上，則更需要我們在構建文化人格的同時，為安頓自我開辟了一條審美重構之路。

　　于是，“攀枝花人”針對當前種種的精神困境，唯有繼續弘揚三線建設，將其作為構建自身文化人格的基礎，借助三線建設的現代抒寫，三線建設的繼續傳承，塑造“攀枝花人”的精神家園，展示“英雄攀枝花”的紅色基因和英雄本色，從而讓三線建設在攀枝花的人格基因中落地生根，永放光芒，并最終形成“攀枝花人”特有的人格美學。因此探究三線建設的精神內涵并以此為基礎是構建“攀枝花城市文化人格”的一條要徑。

　　二、三線建設是儒俠互補的現代闡釋

　　目前，當再次梳理攀枝花的創業史并深入探討三線建設的形成時，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精神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的精神實質其實就普遍存在于先秦理性精神與傳統英雄人格之中。李澤厚先生曾在《美的歷程》中指出“儒道互補”是兩千多年來中國思想的一條基本線索。但當我們展開攀枝花三線建設史，甚至是中國百年奮斗的歷史畫卷，就會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有一個不太顯著的側面即“儒俠互補”。以三線建設作為指導的現實奮斗，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儒家的實踐理性原則與舍生取義的任俠之氣的有機結合，它恰好又是當代“攀枝花人”用以對抗凡俗現實徹底“物質化”以及人格“異化”的重要維度。

　　眾所周知，孔子在塑造中國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歷史地位，所以在當我們探討攀枝花文化人格的種種問題時，不可避免地要將儒家精神納入其分析、建構的范疇。傳統儒家所謂“實踐理性”，其實是將理性引導貫徹在日常現實世間生活、倫常感情和政治觀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繼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學的這條路線。這條路線的基本特征是懷疑論或無神論的世界觀和現實生活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但在考察中國近百年的革命斗爭以及現代化的建設中，我們發現這種“實踐理性”的背后似乎還生長出一種樸素的英雄觀念，并促使我們每到祖國的危機關頭，都能以一種主觀戰斗的姿態迎難而上甚至舍生取義。在當代中國，這種文化互補的思想現狀，在文藝創作中正以一批批體現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改革英雄”“創業英雄”等群像出現在大眾視野面前。

　　兩種精神或兩種思想觀念能夠互補，必然既有內在的可兼容性，共同性，作為互補的基礎，也應有鮮明的異質性，才有互補的必要。“儒俠互補”的文化特征由來已久，甚至可以說任俠之氣的英雄本色本就可以追溯到儒家精神，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之儒”就以“勇者不懼”的美德而聞名。其后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理想人格的描述，難道不正是對俠義精神的注釋嗎？但反過來，俠抑或英雄對自己的精神表述，也常常帶有某些儒家的觀念，如文學作品中的某些英雄形象，其所標榜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其內涵就已經儒家化了。再如李白更是典范，由于他對個體人格自足獨立性的執著和個體情性的強烈張揚，其人格構成從傳統的儒道結合更趨向于儒俠結合。近代啟蒙先驅梁啟超則大肆鼓吹“中國的武士道”。由此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基因的另一條線索，即章太炎先生所謂的“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并包之”，也就是說他認為儒俠并行，方為真儒。

　　今天我們采用這樣的角度，去挖掘三線建設的豐富內涵，從“儒俠互補”的精神實質反觀攀枝花的三線建設歷史，我們會發現每當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無法應對外在的強大挑戰或生存困境時，一種如“好人好馬上三線”的任俠之氣就會被激發出來。俠的形象恰好構成了三線建設者們的人格補充，他們被作為那個時期共和國普遍認同的英雄，出現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由于文學即人學，這種情況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文藝創作上。在一些具有“宏大敘事”結構的文藝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儒家化，或儒士的俠客化一直延續到當代，并在新時期的中國故事中逐漸表現為一種“溫柔敦厚”的英雄主義浪漫特征。攀枝花本土的創作也不例外，因為從集體人格成因的分析上來說，我認為這既是“攀枝花人”進行“集體心靈治療”的文藝試驗又是“儒俠互補”的文化基因傳承的表現。所以三線建設可以說是“儒俠互補”的現代闡釋。它體現在“攀枝花人”這一獨特群體的人格結構和精神品性之上。

　　三、“溫柔敦厚”的英雄人格

　　通過以上對本土歷史及傳統文化的分析，構建攀枝花文化人格的具體實施，就應該從三線建設的內涵挖掘上著手，以此完善一種新的英雄人格。這種人格在“攀枝花人”的日常觀念中應呈現出一種“溫柔敦厚”的英雄主義浪漫特征，再將其作為一種新的文藝風格，滲透到這一時期攀枝花現實題材的文藝創作當中。繼而突破陳舊的歷史書寫，構建本土的文化特性。

　　“溫柔敦厚”是《禮記》中提出的一種經過儒家的詩教后形成的文化人格，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美育境界與人格模式。古人理想中天人合一的至誠之境，其實是將自發的人格升華為審美型的自為的人格，而這種人格，通過文藝的教化，就形成“溫柔敦厚”的人格境界。同時這種境界在中國文藝美學史上也是對人格與文品的一種基本要求，還是許多儒俠常用的一個美學范疇。沈德潛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歷來對人格之美的要求與對文學作品的規定，“溫柔敦厚”似乎是所有人格中最高的境界。

　　因此由三線建設孕育而生的攀枝花文化人格，“溫柔敦厚”當然是其構成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從歷史中脫穎而出的英雄本色作為對“溫柔敦厚”這一傳統原則的現實補充，才能讓“攀枝花人”的人格特征徹底豐滿起來。英雄主義是人類社會不斷由野蠻向文明演進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具有集體意識的精神價值觀，是屬于意識形態層面的價值判斷。它通過社會群體中具有崇高、悲壯、不屈和進取品格的具體人物作為摹本或榜樣，旨在弘揚某一特定時期這一社會群體所追尋的最完美、最高尚、最能代表整體利益的宏大目標，并以此號召、鼓動和激勵社會所有的人模仿這一人物，以達到或完成這一事業的最終目的。在三線建設時期生成的英雄本色，在當前攀枝花的文化人格構建中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區域特色，有強烈的歷史感、時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它應該成為“攀枝花人”這一共同體整體思維的最高形式。

　　所以攀枝花文化人格以三線建設為其核心內涵，將呈現出“溫柔敦厚”的英雄主義浪漫特征。在文藝創作上，這種兼具儒家精神的任俠氣質則可以提煉出一種新的文藝風格。有了如此的思想內涵，那么對于“英雄攀枝花”的現實抒寫，就將再次轉向以英雄性與浪漫性結合的“宏大敘事”，在揭示真實可信的現實生活的同時，又展現出新時代英雄善的力量和理想的光輝。用人格力量推崇英雄氣質，追求浪漫主義，追求客觀描寫和主觀見解的結合，追求觀察與想象的結合、反映現實和展現理想的結合。但“溫柔敦厚”的英雄主義浪漫文藝風格的提倡并不在訴求一種新的“現代主義”文藝潮流，而是旨在探求和營構一種更理想的攀枝花本土現實主義文學范式。我認為它將揭破我們由來已久的精神困境并啟示現實未來的光明，它將拓寬攀枝花現有的現實主義美學的理論空間，改善現實主義反映社會人生的功能結構，并使現實主義文學思想在本土文化人格的建構上呈現出開放的態勢。

　　另外，這種文藝風格的提倡其實有其深厚的現實原因，今天“攀枝花人”這一群體依然在新時期的建設中保持著昂揚的斗志，他們英雄般地主觀能動性表現出魯迅稱之為的“真勇主義”。可以當代“攀枝花人”正深深扎根于對祖國事業的摯愛與必勝信念里，扎根在探求真理，追求人生和人性至善至美的搏擊精神中。因此，這種“英雄攀枝花”的精神內核，便是直面人生的“大勇者”的精神與信念。所以認真梳理本土文化人格與三線建設之間關系，并在理論上加以開發，在創作上加以實踐，對攀枝花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立足當代抒寫新的英雄

　　“溫柔敦厚”的英雄人格就是三線建設者的“征服苦難，追求光明”的當代延續，是當下我們需要的“主觀戰斗精神”。在文藝創作中將三線建設的英雄本色和戰斗品格升華為生命意識和創作的主體精神，并由此開創了人品與文品諧和一致的本土藝術，我認為這才是目前攀枝花文藝界的工作重點。

　　通過本土文化人格的全面構建，并對以三線建設為基礎的新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甚至是新理想主義的倡導與接納，其實旨在使文藝工作者們尋求和營構一種更理想、更符合本土文化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范式，以便推進本土文藝事業的現代化進程。其中對英雄人格的親近與認同，不僅是對“攀枝花人”精神現代化的探尋的一種深化，還是深感復興強國任重道遠的清醒認識。在今后的創作風格上，本土作家藝術家應該注重于英雄氣概和人格力量的追尋，即從精神層面繼續汲取三線建設的優良傳統。通過文學構建起的文化身份，依靠高質量的文藝作品讓這一傳統在今天的“攀枝花人”身上得到繼承和發揚，這就助成了繼開創者之后的又一代求索者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文化人格的建構。

　　半個世紀以來，反映本土的優秀文藝作品總是與波瀾壯闊的改革實踐一路同行，并塑造了一系列洋溢著現實主義精神的改革英雄形象，這為攀枝花構成了一道分外亮麗的文藝風景。此刻攀枝花作家需要正確處理普遍性與地域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突出描繪“攀枝花人”生活的不同、不俗、不凡。這不是獵奇、不是探秘，而是要把我們獨特的文化景觀、獨具的文化現象、獨有的心靈特征真實地刻畫出來。本土作家應該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尋覓文學的根源，才能寫出更多優秀的作品。莫言有高密東北鄉，賈平凹有商州棣花村，蘇童有香椿樹街和楓楊樹村，每個作家都應該建立起自己的創作根據地。這是其創作的基本依憑及靠山，是其創作素材、題材、內容主題的基本源泉，也是作家創作情感和語言修辭的一個源頭活水。

　　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發展開始加快城鎮化進程，傳統文化經歷著向現代性轉化的歷史過程，因此我認為本土作家更應該立足于區域歷史特性創作三類契合“攀枝花人”文化人格的英雄形象：百折不撓的改革英雄形象、凜然正氣的反腐英雄形象、戰勝貧困的扶貧英雄形象。并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攀枝花人”的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三線建設“英雄攀枝花”闡釋好。

　　綜上所述，三線建設是攀枝花文化人格的精神標識，也是構建和彰顯攀枝花文化人格的精神特質。我們應當在傳統與當代、民族與世界的時間和空間維度上把握三線建設的歷史傳承和當下特征，理解三線建設所包含的豐富歷史底蘊和時代內涵。

　　（作者單位：曾興，中共攀枝花市委組織部；沙馬，中共攀枝花市委黨史研究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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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李歐，《中國俠文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鄭有貴，張鴻春，《三線建設和西部大開發中的攀枝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