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忠東   宋  鍵

　　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楊闇公、劉伯承、朱德、吳玉章等四川共產黨人，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以“響應北伐，會師武漢”為口號而領導和組織的瀘（州）順（慶）起義，有力牽制和成功震懾了四川軍閥出川側擊武漢國民政府的妄動，大大推動四川革命運動向前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力圖獨立掌握武裝的勇敢嘗試和黨在大革命時期爭取改造舊軍隊的范例。從中共領導創建人民軍隊的歷史過程來看，瀘順起義是繼中共工作重心由工農運動轉移至軍事運動、設立專門軍事機構、培養軍事骨干力量后的又一關鍵事件，是中共軍事運動認識逐步深化并付諸實踐的寶貴探索，是人民軍隊創建前最系統的準備和預演。

　　一、中共工作重心由工農運動向軍事運動轉移為人民軍隊創建提供了思想、政治前提

　　創立初期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沒有武力、沒有地盤的弱小政治團體，主要依憑著一幫意氣方遒的文弱書生，以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動員勞動人民參加運動為中心工作。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成功完成了從政治團體向革命性政黨跨越，政黨規模和成熟度得到空前發展。1925年1月，中共黨員人數尚不足千人（994人），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開時，中共黨員人數迅速增加至57967人 ，同時領導著280余萬工人和970余萬農民。尤為關鍵的是，黨在這個時期對軍事運動的認識由淺入深，并逐步付諸實踐，為后來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早期熱衷于政黨政治，并未深刻認識到中國軍閥政權的推翻，要靠革命軍隊進行革命戰爭方可實現，幻想通過發動并組織廣大的民眾，或召開有工農商學兵各界民眾團體參加的“國民會議”，直接行使國家中央政府權力，實行所謂和平政變；或“立起戰爭”，實行全民暴動，強制政權易手來推翻“軍人政府”。因此，創建之初，黨的工作重心放在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上：工人運動方面，中共傾盡全力組織了全國范圍的兩次工人運動并成功推向高潮，第一次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為頂點，第二次以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為頂點。然而兩次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雖然展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氣勢如虹的階級偉力，并取得了經濟訴求部分得到滿足的勝利，但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撕下溫情脈脈面紗后的聯合絞殺和血腥鎮壓，只留下了林祥謙、施洋、顧正紅等烈士和沙基慘案中戰友們殷紅的血跡。這讓中共黨人更加全面地認清了敵對勢力的猙獰面目，他們逐漸懂得在工業并不十分發達的中國，僅憑工人階級的孤軍奮戰，要沖破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聯手形成的反革命陣營談何容易。幸而致力農運的沈玄廬、彭湃、毛澤東、李蔚如等共產黨人傳來頻頻捷報。他們領導下的浙江蕭山、廣東海陸豐、湖南衡山、四川涪陵等地的農民運動逐步興起，如火如荼，以勢不可擋的態勢昭示了農民作為工人階級天然同盟軍不容小覷的雄厚力量。農民協會的迅猛發展加上黨對民團武裝的爭取和改造，在這些地區形成了對封建軍閥反動勢力的強力震懾和沖擊，但同樣無法在農村徹底瓦解桎梏生產力發展的封建生產關系。

　　一次接一次聲勢浩大的工農運動，在異常強大的反革命勢力面前仍舊無力回天。究其根源，中共在北伐時期組織的尚屬業余性質的工農自衛武裝（即工人糾察隊和農軍民團）缺乏正規的軍事訓練，沒有嚴密的指揮和組織系統，補給能力嚴重不足，作戰裝備異常低劣，根本無法抗衡封建軍閥手中掌握的正規武裝部隊，要與之進行兩軍對壘式的生死搏殺毫無勝算，往往是一經正面沖突就優劣盡現，勝負立判。屢遭無情鎮壓的工農運動迫使中共另覓他途，以期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中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殘酷的社會現實使中共的視野和工作重心不得不逐步轉向軍事運動和軍事工作，這為中共領導創建人民軍隊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政治條件。

　　二、軍事運動領導機構的建立和軍事骨干力量的培養為中共創建人民軍隊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其實，也有個別中共領導人對創建革命軍隊很早就有過較為深刻的思考，如周恩來1922年就在《少年》第6號上提出“真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 ，但個體認識轉化為政黨的群體認知特別是付諸行動卻經歷了一個較長過程。與風起云涌的工人、農民運動相比，中共的軍事運動明顯滯后。中共首個軍事工作領導機構（中共廣東區委軍事工作委員會）的建立已是1924年11月的事了。1925年10月，中共四屆二中擴大會議才決定設立“軍事運動委員會”，后改稱“中央軍事部”，會議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中央之下應有職工運動、農民運動及軍事運動委員會，他們都應經常的執行自己的工作。” 幸好中國共產黨抓住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創辦黃埔軍校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大力培植自己的軍事骨干力量，自此開始了掌握和影響革命軍隊的探索。一方面，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大批黨內精英如周恩來、包惠僧、邵力子、熊雄、張申府、魯易、聶榮臻、惲代英、蕭楚女等，參與黃埔軍校創建、思想政治、軍事教學等工作，并在黃埔軍校建立由廣東區委軍委會領導的特別支部，以加強黨對軍校學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借雞生蛋”培養自己的軍事骨干力量。192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第62號通告，指示各地黨組織要高度重視選派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進步青年報考黃埔軍校事宜，后又多次強調并分批組織實施。僅第一期學生中就有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五六十人，約占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蔣先云、陳賡、左權、許繼慎、徐向前等就是這批學生中的佼佼者。這些骨干力量在后來的北伐實戰中都有不俗的表現，絕大部分也成為了創建人民軍隊的中堅力量。

　　在北伐的過程中，國共合作中的國民黨右派勢力得到迅速發展并猖獗抬頭。中共發現與這個漸行漸右的盟友越發難以相處了，他們始終在嚴密防范中共想通過加強部隊政治工作來改造國民革命軍的意圖，并不斷制造事端以阻止中共獲得對北伐部隊的直接軍事指揮權。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和5月的《整理黨務案》充分暴露了國民黨新右派勢力集中打擊壓制中共的陰謀。顯然，在國共合作旗幟下通過改造國民革命軍來掌握和獨立領導自己的革命武裝此路不通了。國民黨內右派叛變革命的態勢日趨明朗，照此發展下去，遲早有一天國民黨右派會向自己的兄弟舉起屠刀的，中共不得不反復思考著該如何應對這個隨時可能翻臉的盟友。

　　1926年7月，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建黨后首個《軍事運動議決案》，明確了軍事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需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過程中，應該參加武裝斗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并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同時，此項工作就是使本黨獲得有條理的準備武裝暴動的經驗。” 在這個決議案里，中共中央較為全面準確地分析了過往不重視軍事運動的缺點和開展軍事工作的局限，“從前我們同志不注意軍事運動，表示研究性質團體的色彩。最近本黨同志雖然注意軍事運動，卻又襲用國民黨軍事運動的老辦法，專門運動高級軍官和用金錢聯絡土匪頭目，表示未能了解本黨目前軍事工作的責任，和獲得有條理的準備武裝暴動的經驗的意義” ，并明確提出了以后軍事運動的方向，“此后應設法在反動軍閥的軍隊中，組織能受我們指揮的兵士支部，并與士兵群眾發生關系，利用軍隊中日常事故，口頭的或文字的宣傳兵士群眾。 ”可惜此時的中共依舊把軍人當作社會階層的一部分，認為從事軍事運動只是為了擴大國民革命影響于“軍人”，意圖分化軍閥陣營；或者爭取某些軍閥首腦人物對民眾運動的中立、同情，甚或予以某種支持，直接加入國民革命運動的行列。這些認識直接導致中共放棄了對革命武裝領導權的爭奪，也為大革命的失敗埋下了伏筆。盡管如此，已成立專門軍事領導機構并具有一定數量軍事骨干的中共，初步具備了創建自己獨立領導掌握武裝的基本組織條件。

　　三、應運爆發的瀘順起義為中共創建人民軍隊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踐機會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伴隨著對軍事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入，加上黃埔軍校及北伐戰爭中軍事骨干力量得到了培養和鍛煉，中共希望并迫切需要有一次機會來獨立領導武裝暴動，以期獲得相關經驗。瀘順起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爆發的。軍隊的創建是一個異常復雜和艱難的工程，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之功根本無法取得立竿見影之成效。囿于當時的力量、經費和形勢，中共不可能招兵買馬另起爐灶組建新軍，只有走捷徑，即通過改造舊軍隊來轉化軍閥武裝為自己的革命武裝，以達到短期之內成建制地掌握軍隊領導權，并在關鍵時刻能有效防范并反制新興國民黨右派勢力叛變革命的目的。恰在此時，群眾基礎扎實、軍事運動取得初步成效的中共重慶地委躍躍欲試、主動請纓，讓中共中央決定在四川新硎初試，即便達不到預期效果，至少也可在革命運動中擴大黨的影響，分化川軍軍閥，牽制和震懾這些北洋軍閥舊部出川側擊武漢的妄動，有力配合北伐，并為日后創建并獨立領導革命武裝積累相關經驗。

　　1926年8月，中共中央收到重慶地委呈送的《四川各派軍閥的動態》和《四川軍事報告》。經過深入調查后形成的這兩份報告詳細分析了四川軍閥各派系的軍事實力、政治傾向，以及中共在各部隊的工作基礎等。重慶地委認為川內不少軍閥左傾，黨已掌握和影響一定的武裝，策動部分川軍起義分化瓦解各派軍閥條件日趨成熟。為促使中央早做決策，重慶地委先后于8月初派吳玉章、劉伯承，9月初派童庸生赴上海當面向中央匯報工作，明確提出想利用朱德、劉伯承在川軍中有一定影響的有利條件，“扶起朱德、劉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軍隊”的戰略構想，懇請中央批準。童庸生還對四川黨組織掌握和影響的武裝進行詳細報告：“川中軍隊屬于我們的武力及可能影響的左傾分子有以下各部：我們的武力：秦漢川（三）旅長，駐南充，有槍兩千余，屬何光烈部（秦為湘人）。黃慕顏旅，駐合川，有槍兩千余，屬鄧錫侯部。左傾的：……” 并將重慶地委初步擬定在順慶、瀘州、合川發動軍事起義的方案呈交中央以供決斷。

　　中共中央立即先后兩次召開會議對四川的書面報告及吳、劉、童的當面匯報進行了討論，并于8月23日和9月10日對四川中共組織進行回復。在回復中，中央盡管坦陳“我們自然很希望川中發生一個左派軍隊，發生自己的武力，但這不是勉強能夠速成的” ，卻認為重慶地委對四川形勢的研判過于樂觀，指出川中各軍閥傾向革命與進步是表面現象，本質是投機的，不是真革命的，“此種派別均為一時勢利之結合，可以隨各個人當時之利害關系朝合夕變” ，“倘若我們把這般人看得太高明了，過于責望他，過于信賴他，都要發生很大的危險” ，因此對軍閥必須始終保持必要的戒備和防范。綜合分析各方面要素和權衡利弊之后，中央也認為“在軍事運動上，我們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種局面之可能” ，希望“我們借此機會極力擴大民眾的運動”，“插入軍中去作政治宣傳，在舊軍隊勢力中培種新的力量”， 因而決定同意重慶地委的請求和起義方案，雖沒法完全滿足四川同志增益軍餉、器械之請求，卻同意從干部、黨的工作經費等各方面對重慶地委領導組織的瀘順起義給予大力支持，先后派出朱德、歐陽欽、陳毅等一批黨員回川協助開展工作。

　　得到中央批準和支持后，中共重慶地委緊鑼密鼓地部署起義的準備工作。1926年9月下旬，地委書記楊闇公以國民黨（蓮花池）臨時省黨部名義召集黃慕顏、秦漢三和政治態度左傾的師、旅長的代表召開軍事會議，商討“響應北伐、會師武漢”事宜，還與駐順慶、合川、瀘州的五支部隊的代表秘密商議布置起義事項，決定成立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劉伯承任總指揮，黃慕顏任副總指揮，暫定一至五路部隊序列，會后令各部著手準備，待命行動。10月中旬，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軍事特派員身份，回四川負責策劃軍事運動。11月中旬，為加強對起義的領導，經中共中央批準，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組成的中共重慶地委會軍委會成立，楊闇公任書記。軍委會經多次研究磋商，制定了起義的具體計劃：由駐防順慶的秦漢三旅、杜伯乾旅和合川黃慕顏旅的三個旅首先發動起義，以順慶為根據地，在川北站住腳跟；隨即發動駐防瀘州的袁品文旅、陳蘭亭旅、皮光澤旅起義，以相策應；然后將瀘州部隊調至川北會合，擴編為六個師一個軍，以劉伯承為軍長，創建以國民革命軍為番號、由中國共產黨實際控制的軍隊，或與北伐軍會師武漢，或到川陜邊接應馮玉祥部，配合北伐。12月1日和3日，起義按計劃先后在瀘州、順慶爆發，起義軍很快占領了瀘州、順慶兩城。

　　四、瀘順起義的寶貴探索為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創建提供了經驗上和干部上的準備

　　瀘順起義爆發后，12月9日，劉伯承率合川黃慕顏旅北上抵達順慶，與秦漢三旅、杜伯乾旅會合，并迅速成立總指揮部，一面整頓部隊，一面穩定社會秩序。之后，四川各派軍閥急忙拼湊武裝進行鎮壓，致使瀘州的起義部隊未能按計劃到順慶會師，已會師順慶的起義部隊陷于孤軍無援的困境，只得被迫棄順慶城北上，在開江休整后被反動軍閥各個擊破。1927年1月下旬，劉伯承經與楊闇公、朱德、歐陽欽等在萬縣緊急磋商后，奉軍委會決定到瀘州統一指揮、整頓起義部隊，并取得了明顯成效。

　　瀘順起義特別是劉伯承總指揮領導的瀘州整頓對接管舊政權、改造舊軍隊和加強部隊的政治、紀律工作等進行了寶貴的探索。1927年1月24日，劉伯承一入瀘州城就派人在城內各處張貼“安民告示”《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布告》，隨即開始展開全面整頓：首先，劉伯承在原瀘縣道署建立總指揮部，統一瀘州軍政大權，總領瀘州全部軍、政、財各務，“以便監督陳袁兩部，努力革命工作”。劉伯承總指揮為融洽各路起義軍起見，規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內集體辦公，以協凋各部關系，加強起義隊伍團結，共商瀘州大事，并設立精干辦事機關，任用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以領導和影響整個起義軍。此舉成功地將舊的衙門徹底改組，消除了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的干擾和消極影響。為了鼓舞全城軍民士氣，2月中旬，劉伯承在校場壩舉行的慶祝起義大會作重要講話，莊嚴宣布總指揮部成立。他號召大家團結一心，堅持革命，“決不掛羊頭賣狗肉”，同時要求起義部隊“要搞三民主義，不能不要‘民生主義’，而搞二民主義”，即關注民生。為克服財政困難，總指揮部令縣署及征收局墊支21萬元作起義部隊的伙食軍餉，并運用政權力量改革稅收、財政機構，廢除苛捐雜稅，在部隊內部實行合理分配和財政公開，每月公布開銷賬目，同時鼓勵人民積極生產，開展貿易活動，恢復經濟。

　　其次，總指揮部把加強政治工作，向起義官兵灌輸進步的革命精神作為改造舊部隊的根本大計。鑒于對舊軍隊各種弊病的深刻認識和加緊改造起義部隊的需要，劉伯承在起義軍各部設立政治部或黨代表，各團設政治指導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員或左派進步人士擔任。總指揮部明確規定，部隊對上對下的公文，須經政工人員共同簽署，方為有效。各團指導員負責向官兵宣傳革命思想，組織部隊閱讀和學習進步書刊。每星期舉行紀念活動，宣傳國民革命，宣傳反帝、反封建、反軍閥。劉伯承把起義后中共重慶地委以蓮花池省黨部名義派來的張際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學、王映秋、顏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員，和中共中央加派的22名到沙州附近搞農運工作的共產黨員，分派各起義部隊，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為加緊培訓基層官佐和革命骨干，總指揮部開辦了“瀘納軍團聯合軍事政治學校”和“瀘縣國民師范”，由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擔任教員。劉伯承還親自監督部隊開展政治工作，到各駐地檢閱部隊，向官兵講解革命理論，督促軍事訓練。

　　第三，總指揮劉伯承帶頭示范，以上率下，大力加強起義軍的紀律整頓和教育，時時以自己竭誠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動教育部眾。為維持瀘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維護市民的正常生活，劉伯承總指揮委共產黨員張子良任警察局長一職，專門負責瀘州城的社會治安。劉伯承還親自處理不法分子，借以整肅軍紀。有一次，瀘州女師的學生反映有兩名軍人在小校場調戲過路的女學生，劉伯承派人查清情況后，立即在小校場公開處決那兩名違犯軍紀的士兵。身為總指揮的他經常身穿樸素的青卡嘰制服，拄著木手杖（因腿部受過重傷），到城內各處察看，了解情況，既不騎馬、坐轎，也不帶衛兵。總指揮的平易近人與和藹可親，對起義軍有很大的震動。在劉伯承的親身示范下，起義部隊的高級軍官紛紛一改外出開會坐轎的習慣，清一色的下轎步行，展現出革命軍的嶄新面貌。

　　劉伯承到瀘視事后，經過整頓，迅速使混亂的瀘州城面目氣象一新，革命瀘州聲威遠播，川中各界矚目關注，附近各州縣的部分有志青年紛至沓來，慕名投奔革命軍。無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賴心輝、周西城等奉蔣密令，拼湊了二十八個團竭力“圍剿”瀘州起義部隊。劉伯承率部浴血奮戰，堅守瀘州城至1927年5月中旬，終因孤城難繼、人心不齊，不得已于5月16日縋城撤離。5月23日，瀘州起義軍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被迫撤離，后被圍堵、分割、收編，瀘順起義最終失敗。轟轟烈烈的起義雖然被反動軍閥鎮壓，但瀘州整頓后部隊振作的精神面貌、縝密的政治工作、嚴明的部隊紀律卻讓眾多軍民切身感受到起義部隊前后的積極變化，從而看到瀘州乃至四川的希望和中國革命的前途。7月中旬，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在漢口召集朱德、吳玉章、劉伯承、黃慕顏及部分參加瀘順起義的四川革命人士，討論瀘順起義軍的善后工作，并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瀘順起義的經驗教訓。會后，經過瀘順起義實戰培養和鍛煉的朱德、吳玉章、劉伯承、陳毅等一眾共產黨人緊急趕赴南昌，在中央的領導下掀起了一場更加猛烈的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的疾風暴雨。

　　綜上所述，瀘順起義是中共領導創建人民軍隊前最為關鍵的準備和預演。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瀘順起義雖遭鎮壓，但正是有了它的寶貴探索和成功蓄勢，極具反省精神和糾錯能力的中共已悄然完成全面熱身，在大革命失敗后迅速制定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雷霆出擊，先后領導和組織了以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為代表的一系列武裝起義，成功走上了創建人民軍隊、領導武裝斗爭、奪取革命政權的光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