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毅  軍

　　鄧小平是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繼毛澤東之后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在紀念他110周年誕辰，紀念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出和指導實施三線建設戰略決策50周年，以及慶祝三線建設研究分會成立之際，回顧和思考他參與決策并組織實施三線建設決策，為艱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發建設中西部地區、優化我國基礎工業布局、促進現代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從而為遏止帝國主義軍事威脅和防止帝國主義等反動勢力可能突然發動的襲擊、侵略作出的突出貢獻，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同時也更加激起我們對他的深切懷念。

　　鄧小平當時就認為，“一二三線建設，是戰略問題”，“我們大小三線一抓，不僅國防意義大，建設意義也是很大的。”[1]作為繼鄧小平之后的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江澤民這樣評價：“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2]可見，三線建設戰略決策作出并指導實施，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艱辛曲折的探索，是我們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一、關于三線建設戰略決策的解讀

　　從時空上看，橫跨10年“文革”、長達20余年的三線建設及其調整改造，在中國經濟建設史上規模空前，影響深遠，在世界也實屬罕見，世人矚目。1964至1965年的第一次建設高潮是初始奠基階段；1969年至1971年的第二次建設高潮是全面展開延伸階段；1978年至1985年為調整改造階段。從特點來講：一是作為我國經濟建設中心環節和首要任務存在；二是作為國家大規模基本經濟建設，決策的作出卻主要是受非經濟因素支配；三是投資集中、地域廣大、時間持續。正因為如此，關于三線建設爭論、研究由來以久，至今已有30多年。概括起來有三種意見。一是失大于得。二是有得有失。三是得大于失。筆者認為，第三種意見評價符合史實、公允客觀，隨著時間推移，將會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贊同。

　　在當時中國歷史天空群星璀璨、交相輝映的政治星座中，毛澤東無疑是北斗星。在決策和指導三線建設歷史過程中，毛澤東是最高決策人和組織實施的最高領導者。劉少奇是主要決策人和指導者。周恩來是主要決策人和組織實施的主要領導者。朱德不僅是主要決策人，而且是身體力行實地調查的重要踐行者。鄧小平是三線建設重要決策人和重要組織實施的重要領導者。

　　鄧小平在各種會議上的發言中，解釋了毛澤東關于開展三線建設的思想。（1）搞建設不但要有五年計劃，而且應該有長遠計劃。在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計委就提出，要真正實現農輕重的次序、解決吃穿用和兩個“拳頭”的問題，基礎工業要按照兩個“拳頭”來平衡。毛主席提出兩個“拳頭”，一個“屁股”，這是我們建設的一個完整的方針。（2）搞計劃，就要考慮一、二、三線問題。原來，我們只提沿海與內地的關系，現在看來，內地也有二線、三線的問題。我們以前設想的計劃，對農業、對國防、對文教的投資，雖然都沒有完全滿足，但注意得是比較好的。（3）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只能打“殲滅戰”。要先修鐵路，還要買一套氧氣煉鋼技術設備。買專利是很合算的，但是只買專利還不夠，還要搶時間買設備，買到設備才是最大的勝利。買設備可以有選擇。[3]（4）對第三個五年計劃和今后的長期計劃，一定要注意“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要加強基礎工業建設。為應付各種情況，要有一、二、三線的配備，工業布局，一定要注意到后方。（5）毛澤東說搞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就是要出兩個產品，一是發展生產力，一是保證中國不出修正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把中國出現修正主義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第三代、第四代。這個問題要引起我們的警惕。

　　1965年5月9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可以說是三線建設決策作出以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關于國內外形勢和開展三線建設任務的集中、系統、重要的闡述。

　　二、深入三線建設實地調查研究指導，確保三線建設戰略任務的落實

　　為全面落實黨中央、毛澤東關于三線建設的戰略部署，加快戰略后方建設步伐，鄧小平多次深入建設一線，親臨現場指導，統一思想認識，研究解決建設中遇到的具體問題，有力地促進了三線建設戰略任務的落實。通覽三線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無不凝聚著鄧小平的心血和智慧。

　　1、1964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剛一結束，鄧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蔡暢等就趕往東北進行調查研究，以便落實工作會議精神。6月26日，他視察了沈陽市機械工業生產工廠，針對當時遼寧機床工業產品落后、精密機床缺少的狀況，站在全局的高度，肯定了沈陽機械工業生產在遼寧、東北乃至于全國的重要地位，并著眼于全國基礎工業布局，指出：沈陽的改造要由國家經委、計委組織進行。要打破中央、省、市的界限，這樣才能都提高。7月10日至11日，鄧小平在吉林省，他先后視察了第一汽車制造廠、吉林化學工業公司、豐滿發電廠和左家特產研究所， 7月11日晚，鄧小平在黑龍江省參觀了平坊飛機廠和侶加工廠。并專程前往大慶視察。他們視察了油田、礦井、管理局，煉油廠。隨后又參觀了生產子彈廠和林區， 22日，鄧小平約李富春、薄一波、楊尚昆聽趕來的羅瑞卿講軍事工作問題，這次東北之行，實際上是他到“一線”去了解情況，是為隨后的三線建設戰略決策所做的第一次重要調查研究。回到北京不久，9月5日，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計劃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一）三線建設要落實。（二）一線調整要立即行動。（三）基本建設投資，首先要保證三線建設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四）工業生產不論三線還是一線，都要發展。據此，國家計委修改后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草案）》，明確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

　　2、三線建設要特別注意布局問題，像機械工業那樣可以搞成協作網，這是鄧小平于1965年11月1日至12月7日和李富春、薄一波等赴四川、貴州、云南，考察三線建設情況時反復強調的問題。11月2日，在成都聽取二機部負責人關于后方核工業基地選址情況的匯報。在了解到對新鈾濃縮廠廠址問題有不同意見后，他和李井泉、程子華、呂正操 （當時任鐵道部部長）及二機部選廠組、建設單位有關負責人乘火車前往實地進行考察。考察后認為，新選廠址合適。接著，鄧小平視察了七八四廠、七一五廠，川西南威遠氣礦威基二井的機房、鉆臺，觀看氣田構造圖、井位安排圖，觀看氣井放噴。10日開始，鄧小平先后視察納溪天然氣化工廠、二五五廠。在重慶聽取有關方面負責人匯報三線建設項目的進展情況，視察二九六廠、二五六廠，觀看坦克表演。14日，鄧小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三線建設中的問題。視察第三鋼鐵廠和四五六廠。

　　在聽取匯報的插話和談話中，鄧小平對如何搞好三線建設提出了自己的意見。（1）三線建設委員會要特別注意布局問題，像機械工業，可以搞成協作網。除了搞大廠、主廠外，搞些小廠，衛星廠。機械工業的品種數量間存在著矛盾。一般的新產品不夠，精密的、先進的產品更不夠。機械工業要搞得快一些，特別是精密機床，不然被動得很。貴州的煤炭、云南的木材搞起來后，沒有機械工業為其服務是不行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增加二三億投資，搞一百萬臺機床，主要要搞關鍵機床，使精密機床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三十。（2）在談到第二汽車制造廠的選址問題時鄧小平指出：四川交通不便，放汽車廠不適合，應該放在外邊。可以沿川豫鐵路，在鄂西、襄樊、光華一帶選址。17日，鄧小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繼續研究三線建設問題，參觀重慶鋼鐵廠天燃氧煉鋼車間和中板廠車間。22日，他在貴陽聽取七機部二院負責人關于七機部黔北基地建設情況的匯報。指出：上海要幫助西北、西南解決好人才、技術和材料方面所面臨的困難。（3）貴州要遍地開花搞林場，沿鐵路、水路造林。貴州不做到比四川富，工作就算未做好。還指出：貴州汞的開采和生產用土辦法不行。要等把藏量摸準了，搞現代化開采。將來貴州一定是大工業區。省委除了重點抓農業，解決糧食要自給外，非把烏江水電站搞上去不可。23日，鄧小平接見西南鐵路工程局職工代表。后乘專列前往六枝煤礦視察。途中，他聽取三機部貴陽地區辦事處主任等匯報三機部在貴州地區的建設布點、建設規模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等。途經安順時，接見鐵道兵某部官兵。途經關寨時，視察滇黔鐵路施工現場。（4）鄧小平視察六枝煤礦，聽取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負責人匯報六盤水礦區生產建設情況。在談話中指出：看到西南有煤、有鐵，我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廠也沒有用處。有煤、有鐵，辦好西南兩個大型聯合企業就有希望。對六枝煤礦負責人提出的北煤不南調，六盤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產四千萬噸煤，東調二千萬噸，供應攀枝花鋼鐵基地一千萬噸，貴州留一千萬噸的方案給予肯定。指出：南方的煤炭基礎在貴州。參觀期間，為貴昆鐵路六枝至水城段中的小站——關寨站題寫站名。12月1日上午，鄧小平乘汽車去渡口市[4]。先后視察一鋅礦、蘭尖鐵礦、弄弄坪廠址。他代表中共中央，批準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建設方案。（5）在聽取渡口市負責人徐馳、安以文的匯報時指出：煤鋼聯盟，中心是煤。攀枝花是得天獨厚的好地方。在弄弄坪建廠，是非常理想的。12月3日，視察昆明鋼鐵廠。在聽取廠負責人匯報時指出：云南的發展重點，從長期看，是有色金屬，因為云南這方面條件特別好，“寶”很多。云南要搞成一個有色金屬省。（6）鄧小平聽取中共云南省委書記處負責人匯報工作的談話中指出：民兵是個很大的力量，要把民兵組織起來，結成一條國防線。5日視察昆明機床廠。在參觀該廠研發成功的光學坐標鏜床時他說：昆明機床廠制造的精密機床，在全國很有名氣，但產量太少，目前我國的精密機床還要靠進口。今天我來，主要想解決生產精密機床的問題，不然天天叫進口，進口幾千臺還叫不夠，日子不好過呀！要解決精密機床的需求必須立足于國內生產。（7）12月7日，鄧小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聽取余秋里等匯報西南鋼鐵工業的發展情況。在談話中指出：工業還是以鋼為綱。“三五”末期，西南西北的鋼產量要達到五百萬噸規模，再加上二線生產的五百萬噸，打起仗來就不要緊了。整個工業質的提高，必須有一定的量做基礎。昆明機床廠可以把普通機床的生產轉讓出去，集中力量搞精密的機床。還指出：“三五”期間，建設電站要考慮鋼鐵生產，考慮用戶的需要。不要搞得點很多，很分散。

　　3、1966年3月9日，鄧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等離開北京到達西安，至4月4日返回北京。在20多天里，他考察西北地區的三線建設情況，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重要意見。在詢問西北機床生產能力后指出：總得要研究這個問題，要在三線建立機床生產能力。軍工廠要向專業化發展，造點機床的零部件，還要做些民用的東西。搞糧食基地。西北糧食可以不調出，但每年要增加儲備五億斤，準備打仗。增加儲備，是指放在國家糧庫里；藏糧于民，是指生產隊和群眾增加糧食儲備。群眾手里有了儲備糧就好辦了。他在蘭州聽到地方軍工廠情況匯報時說：軍工廠的產品價格，太貴了不行。要用低工資等辦法來降低成本。要搞點民用產品，不然，要背上個大包袱。鄧小平還視察了白銀有色金屬公司、酒泉鋼鐵廠、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提出多培養一些干部，為發展第二套核燃料生產做準備。在視察西北導彈試驗基地，觀看地空導彈的發射，視察金川有色金屬公司，參觀露天采礦作業時，肯定了金川礦山資源是個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我國的“聚寶盆”，具體詢問了鎳的生產流程、總回收率、資源綜合利用等情況。他說：在國際上卡我們脖子、國內經濟處于最困難的關鍵時刻，你們在祁連山下的戈壁灘上生產出國家急需的產品鎳，真是為祖國爭了光！你們要吃苦耐勞，向大慶人學習，爭取多出鎳，出好鎳，為支援國防、加強戰備貢獻力量。在金銀灘草原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鄧小平參觀基地模型廳、實驗部、生產部、一分場一○二車間等。[5]隨后，又了視察蘭州石油化工機器廠以及鉆機分廠、容器分廠。

　　三、三線建設戰略決策的意義已為實踐所證明，其失誤也必須引以為鑒

　　事實說明，“三五”計劃的制定和三線建設的展開，“是加快實現我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步驟，對于提高國家的國防能力完全必要；對于改善我國國民經濟布局、推進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較大作用。但是，由于對戰爭作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計，三線建設在部署上要求過急，鋪開的攤子過大；注重了戰備要求，忽視了經濟效益，增加了建設費用，造成不少浪費。”[6]“這一項富有遠見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從我國的現實出發的。”[7]

　　本文論述是三線建設初始階段，評價有別于“文革”中第二階段。

　　（一）從決策開始到當中籌備，還是比較注意科學論證的，指導實施的新建、改建重點項目也是比較正確的，其成績是包括在整個三線建設過程中的。

　　1、極大地發展我國國防工業，加強了反擊大規模侵略戰爭的能力，具有預防、遏制戰爭以保證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

　　2、著力進行西南，西北內地基礎設施建設，在根本改變我國工業布局和發展國民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

　　第一，在西部地區掀起了新中國第二次鐵路建設的新高潮，從而極大改變了我國內陸地區交通嚴重閉塞狀況，對發展國家經濟、鞏固國防建設具有重要作用和戰略意義。

　　第二，積極促進了湘西、桂北、鄂西、豫西等老少邊窮地區的工農業生產發展和礦產資源開發，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發展，增強了各民族團結，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和諧。

　　第三，建成了四川攀枝花、甘肅酒泉等鋼鐵工業企業，極大地促進了該地區全面發展與進步，出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其中攀枝花等已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

　　第四，帶動了內地資源開發利用，改變工業集中地區遠離原料產地的經濟布局，起了極大的作用。四川就是經濟得到超常發展，成為三線建設成效最為顯著的省份。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評價：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沒有當初三線建設，就沒有現在西南、西北的工業基礎。“所有這些都顯著改善了我國生產力布局，促進了大三線各省、區經濟的發展，為我國工業化發展和今天的西部大開發打下了扎實的基礎。”[8]

　　3、不僅留下了豐富物質財富，而且還留下了寶貴的“三線精神”財富。

　　作為經濟建設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略西移，三線建設具有特殊的開拓意義，盡管存在著諸多問題，但三線建設的決策和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所遺留的巨大物質和精神財富已成為今天發展的基石。如果沒有三線建設，20世紀末起步的西部大開發，不知比現在要困難多少倍。無庸諱言，三線建設的重要經驗和教訓，同樣為今天實施西部大開發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二）三線建設戰略決策作出和實施過程中的失誤之處，是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特別是國防建設道路過程中的曲折。

　　1、實施過程中的失誤。第一，對發生世界大戰可能性、現實性、緊迫性的估計有些過重。第二，上馬過急、規模過大，加上過分強調隱蔽、分散，特別是政治動亂造成的管理混亂。第三，由于過分強調戰備需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夠，忽視經濟效益，造成了一些浪費。

　　2、失誤的原因。第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和理論不足以及經濟建設中“左”傾指導思想的主導。第二，黨內階級斗爭日益擴大化的“左”傾錯誤，使三線建設也摻雜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因素。第三，由于毛澤東“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同時，“黨中央也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以及黨內很多領導干部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加上陳伯達的別有用心和林彪的干擾破壞，使得在三線建設指導過程中出現偏差在所難免。

　　但是，上述問題并不是三線建設主流。歷史雄辯證明，從總體上看“第一代領導”關于三線建設決策和指導實施是正確的。而對于三線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和積累的經驗教訓，作為核心的毛澤東無疑起了第一位的、最重要作用，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也都起了重要作用。許多正確思想和決策是毛澤東提出來，得到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其他領導人提出的正確意見，也是在毛澤東支持下作出決定付諸實施的。有的失誤或是由他提出或是由他支持，有的甚至是由于他個人決斷，集思廣益不夠的結果。不過，無論是偉大成就還是不小失誤，都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探索包括國防現代化在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過程中獲得和發生的。正確地總結這些歷史教訓，也是在保存我們黨的寶貴財富。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1832頁；第1891-1892頁。以下簡稱“《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

　　[2]江澤民1991年4月視察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等當年三線重點工程時的講話。

　　[3]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1813-1814頁。

　　[4]  1965年4月22日，經國務院批準，攀枝花特區改名為渡口市。1987年，渡口市更名為攀枝花市。

　　[5]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1899-1904頁。

　　[6] “二卷”第694頁。

　　[7]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中央黨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70頁。

　　[8]谷牧：《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