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雯

　　一、三線建設在綿陽的布點建設

　　20世紀60年代，國際局勢越發嚴峻，特別是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軍事威脅加劇，國與國之間的斗爭更加尖銳、突出，中國的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為防止外敵突襲，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對國際戰略和工業布局進行調整的思路。

　　1964年4月，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指出了要大力發展農業，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要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結合“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戰備指導思想，提出要從存在戰爭嚴重威脅的估計出發，調整“三五”計劃，要充分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入侵。根據會議精神，中共中央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一線主要指東北和沿海各省；三線是指云貴川三省為主的大西南和陜甘寧青為主的大西北地區，位于一線、三線之間的廣大地區為第二線。“三五”期間重點加強三線地區基礎工業建設，建立戰略大后方的新思路就此展開。9月1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西南三線建設籌備小組成立。1965年2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

　　在此前后，國務院有關部委都先后在四川設立了各自的指揮機構，負責本系統在西南三線建設的組織領導工作。綿陽西部邊緣地處龍門山脈，向南漸次降低，集山地、丘陵、平壩為一體，加之寶成鐵路和川陜公路斜貫全境，地方公路也已通達各縣及半數以上鄉鎮，交通暢通，符合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布點的自然條件，被中央規劃為西南三線建設的重點區域。

　　自1964年8月至1966年底，冶金部、一機部、四機部、核工業部、電力部、人民銀行總部、鐵道部、成都軍區后勤部等所屬的一些重點建設單位先后在綿陽地區選定項目26個，其中復建2個（西南重機廠和東方電機廠）、擴建1個（江油發電廠）、新建23個，包括利用原江油鋼鐵廠舊址開建長城鋼廠以及新建西南金屬制品廠、曙光公司（現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東方汽輪機廠、0821基地配套生產炮瞄雷達的9廠（庫）所和東河印刷公司、3536廠、德陽至綿竹漢旺110千伏輸變電線路、寶成鐵路羅妙真至二郎廟復線工程等。

　　布點工作到1970年前后，以長虹機器廠、涪江機器廠和涪江有線電廠相繼建設，以躍進路片區為代表的綿陽電子工業群體雛形基本形成，以長城鋼廠為代表的冶金工業，以糧食部綿陽糧食機械廠、成都軍區普明機械廠為代表的機械工業，以中國航空燃氣渦輪發動機研究所和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為代表的航空工業，以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為代表的核工業等40多個以國防科技為主的“三線建設”企業單位和科研院所，在綿陽形成了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交通能源、基礎工業及國防工業體系。之后的10年，雖然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但涪江有線電廠、朝陽機械廠、西南應用磁學研究所（原第十研究院三十五所）、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和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等一批高科技理論與應用研究機構、企業的建成，不僅為綿陽后來成為國家重要科研基地奠定了堅實基礎，并且為綿陽科技城的提出和建設創造了條件。

　　二、“科教興國”戰略下的“三線”企業轉型

　　（一）艱難的轉型。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是新的社會生產力中最活躍和決定性的因素，全黨必須高度重視并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1995年5月6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再次確立“科教興國”戰略是我國的基本國策。1998年，朱镕基總理鄭重宣布，“科教興國”戰略是本屆政府的中心任務。

　　綿陽如何在“科教興國”這個大背景下，找出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實屬不易。幸運的是，綿陽具有特殊的基礎條件優勢。“三線建設”為綿陽留下了一批優質的工業企業和重要的國防軍工、科研院所。結合工業發展和科研技術優勢，綿陽于1986年4月開始初步探索“科技興綿”戰略，經過課題研究、戰略規劃等階段，到1988年8月，中共綿陽市一屆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綿陽市委關于實施“科技興綿”戰略的決定》，提出從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促進科技同經濟結合；建立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依靠科技進步，提高管理水平，走以效益為中心，效益和速度并重，以內涵為主，內涵和外延擴大再生產相結合的路子等八個方面實施“科技興綿”的戰略。通過解放思想、創新觀念，全市上下把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放在首要地位，在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中，克服困難，開展了產業產品結構調整，以“科技興農”、“科技興企”為重點的實踐活動逐步在全市范圍內推廣。這一時期，綿陽“三線”企業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由于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三線”企業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偏低，管理僵化、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現象時有發生，加之軍工高科技向民用技術轉換中存在一系列問題，使很多企業面臨高負債、低產出、負擔重等情況。這些企業的發展“瓶頸”嚴重影響了綿陽經濟、社會的發展，綿陽迫切需要走出困境。1991年10月，原國家科委、國務院三線辦聯合將綿陽列為全國“軍轉民科技興市”試點城市。實施“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實現軍民結合；促進軍工科技進入地方經濟建設主戰場，狠抓“軍轉民”技術商品化；第二步，實現軍地結合，軍民聯合，特別是國防軍工企事業單位與地方企業聯合，充分利用國防軍工技術建立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科技成果商品化、高新技術產業化；第三步，實現軍地一體化，以軍工企業為龍頭建立和發展產業集團，形成規模效益，并逐步實現“軍轉民”技術及產品的國際化。1992年2月29日，市委、市政府作出了《關于大力推進“軍轉民科技興市”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軍轉民科技興市”是振興綿陽經濟的基本方針，制定了相關的實施目標、重點、運行機制等。此后，市委、市政府又陸續制定了《關于貫徹落實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意見》、《重獎科技人員和促進人才合理流動》等十多個配套文件。從總體上把國家軍轉民、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發展區域經濟三個基本的戰略有機地聯系起來，實行三大戰略相結合；圍繞長虹、九洲等“三線”企業，支持、開發軍轉民項目，幫助軍工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軍工科研單位建立民品生產線；塑造現代企業，在軍工企業和科研院所內部，實行一所（廠）兩制，體外分制，經營承包和股份制等；在加強全方位合作中，探索出了“單向輻射型——雙向復合型——軍地一體型”的三種模式和“軍民結合——軍地結合——科經一體化”的發展路子，特別是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長虹等軍工企業科研院所的搬遷、擴建、技改時，綿陽政府在土地使用、能源分配、資金支持上舍得犧牲自身的巨大利益，確保軍轉民工作。僅中物院搬遷就優惠出讓土地5000余畝，為長虹電器股份公司技改先后注入資金1億多元。同時，在稅收、子女入學就業，后勤保障上給予充分照顧。

　　軍轉民綿陽科技興市戰略的實施，為“三線”企業吹來了一股暖風，通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采取“嫁接”、“組合”等方式給老企業注入活力，提高了工業品的檔次和質量，促進了電子行業支柱型產業地位的形成，增加了市場競爭力。同時，以長虹為代表的軍工企業和以中物院、電子九所為代表的國防科研院所按照“穩住一片、放開一片”的科技體制改革方針，開始實現服務方向的戰略性轉變，由主要為國防建設服務轉到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普遍建立了“軍轉民”和民品開發機構，在壓縮、精干軍品科研能力的基礎上，騰出更多科研力量投入“軍轉民”科技開發中。到1999年底，綿陽擁有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等國防科研院所18家，有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有西南科技大學等大專院校6所，有大中型骨干企業50家。各類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10萬人，兩院院士21人，在許多重要科技領域聚集了大量高層次人才。綿陽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建設，城市基礎設施比較完善，已建成的城區面積50平方公里，人口50萬，城市綠化率32.48%，人均居住面積13.68平方米，成為全國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城市和四川省“兩個轉變”試點城市，全國技術創新試點城市之一。

　　（二）積累的經驗。這一時期的發展模式為以后企業、科研院所，乃至區域經濟發展積累了經驗，留下了啟示：一是不斷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是軍轉民科技興市的基礎；二是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運行機制，是軍轉民科技興市的中心環節；三是創造良好的軟硬環境，是軍轉民科技興市的重要條件；四是多層次聯合，多形式合作，是軍轉民科技興市的重要途徑；五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形成集團化規模經濟，是軍轉民科技興市的發展方向。這些成就表明，國家長期投資建設的“三線”軍工企業，在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仍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將軍工企業的科技優勢轉化為地方經濟優勢，實行軍民結合，對地方經濟的全面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面臨的壓力。但在這一階段的實踐中，國有企業高負債率，低產出，低利潤，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攤派嚴重，員工積極性不高，管理體制、機制僵化，技術更新放緩等短板一一浮現。加之，1997年底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從泰國一路波及至香港、俄羅斯乃至美英，對世界資本市場帶來了巨大沖擊，市場普遍出現的擔憂心態，使我國股市和投資者信心下降，不少企業從香港等地撤資，全國的經濟、金融、資本穩定受到沖擊，特別是時值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破冰”之年，政府、企業、市場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主要表現在：一是思想觀念上，人民群眾對市場的悲觀及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加重，社保制度的不完善，政府引導的不及時、不科學，誘發了大量40、50“下崗人員”的群體性事件，加重了社會不穩定。二是在改革進程中，政府對改革涉及的困難和問題估計不充分，步子邁得過大，措施不健全、不到位；國有企業思想不解放，信念不堅定，創新程度不夠，對自身問題認識的不充分、不透徹，無法結合自身實際走符合自己的道路，對“應當向何處改？如何改？”這些問題看得不透，對前景充滿迷茫。三是社會經濟結構單一，國有經濟過于突出，鄉鎮企業發展進入衰落期，民營經濟和其他非公有制經濟尚未發展成型。四是市場不規范，法律、規則不健全，信用缺失，地方保護主義、腐敗等問題頻發。

　　三、“中國科技城”的提出和建設

　　(一)“科技城”建設的提出。從20世紀后期開始，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加深，相互競爭加劇，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新的經濟格局推動了新一輪技術創新、技術擴散以及技術與產業的國際競爭。進入21世紀，國家間的競爭集中表現為前瞻性的戰略技術領域的競爭。各國政府都在制定新的國家科技戰略，實施更加積極的科技政策，以強化國家在重大科技領域的積極作用，提高國家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科技成為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著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綿陽雄厚的科技資源、較好的產業基礎、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優美的城市環境，在西部大中城市中具有了較強綜合競爭力和影響力，特別是國防軍工方面的特殊戰略地位，受到了國家、省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1999年至2000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先后蒞臨綿陽，視察了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和長虹公司。綿陽科技優勢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央認為綿陽具備了加快發展的巨大潛力，可以在西部地區實現率先發展并發揮示范和引領作用。此值，中央作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在研究加快西部地區發展的過程中，中央逐步確定了依托綿陽科技優勢，建立綿陽科技城的思路。

　　2000年8月16日,科技部部長朱麗蘭到綿陽考察，就建設科技城相關問題進行先期調研，為綿陽科技城建設的提出打下基礎。9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到綿陽考察，專題研究綿陽市依托科研院所和科技企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相關工作，并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宣布建設綿陽科技城的重大決策。李嵐清指出，努力把科技教育人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科技的巨大能量進一步釋放出來，把科教興國戰略落實到西部開發的具體實踐中去，使綿陽率先建設成為成都平原名副其實的科技城，為四川經濟的發展起到輻射和帶動作用。這個以新興工業產業為主的科技城發展起來以后，與陜西以新興農業為主的楊凌遙相呼應，就會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戰略格局，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的跨越發展。李嵐清要求，由國家科技部牽頭，會同國家計委、財政部、教育部、國家經貿委、人民銀行等部門組建一個協調小組，四川、綿陽建立一個領導小組，每年召開兩次協調會，協調、解決有關問題，檢查進展情況。部、省、市三級迅速傳達了李嵐清的講話，并相應成立了協調機構。2001年7月3日，國務院以國函〔2001〕76號文件批復了《綿陽科技城發展綱要》，原則同意《綱要》中關于綿陽科技城發展的指導思想、功能定位、發展重點及總體規劃的意見。

　　(二)“中國科技城”的建設。綿陽科技城建設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2000年至2002年期間，四川省建設綿陽科技城領導小組共召開了8次會議，確定了“軍轉民、園區孵化、西科大建設”是綿陽科技城建設的三大亮點。綿陽市按照“三年打基礎，五年上臺階”的規劃，全力推進科技城建設。一是創新體制、機制，為科技城建設營造良好氛圍。遵循“綿陽實際+國際慣例+創新”的要求，在行政體制、投融資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國企體制等五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綿陽市在全省率先成立了行政服務中心，實行“一站式辦公，一條龍服務”，極大方便了群眾，提高了辦事效率；頒布《綿陽市行政審批改革若干規定》和《綿陽市保留、取消的行政審批目錄》，以減少行政審批為突破口，不斷提高行政效能；建立軍地聯席會議制度，促進國防科研院所實行“軍民分線”，釋放科技潛能，服務科技城建設；成立“綿陽市技術創新中心”、“綿陽科技城生產力促進中心”和“綿陽市技術產權交易所”，為企業提供管理、技術、營銷、金融等服務；以西南科技大學為代表的高等院校建立了開放式、聯合辦學新體制，促進產學研結合迅猛發展；受科技城良好創業環境的吸引，清華、北大、川大、電子科大、西南財大等10余所大學來綿開展校地、校企合作，創辦二級學院。2007年，全市各類高校達到11所，在校生達8.4萬人，高等教育規模列全省第二位。

　　二是加快開發園區建設，為企業發展搭建平臺。在科技城范圍內，先后建立了高新區、科創區、經開區、農科區、仙海區。高新區初步形成了以電子信息為龍頭，以汽車制造產業、新材料、生物醫藥、食品等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體系。以長虹集團、九洲集團、普思電子為代表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占高新區工業總產值的80%以上，電子信息產業在四川省乃至西部地區占有重要地位。經開區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重大項目為載體，傾力打造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先進制造業集聚區，到2007年已建成長虹PDP顯示屏、利爾化學農藥原藥生產基地等項目近100個，形成了以長虹工業園PDP及其配套產業為主的電子信息產業，以美豐化工、利爾化學、日普、西普化工為主體的精細化工產業等優勢主導產業。科創區堅持走軍民融合、科教融合、新型工業化與新型服務業融合的發展路徑，強化創新載體建設、集聚科教人才，突出科技孵化轉化集聚發展、集群發展，建設國家軍民融合和科教融合創新創業示范基地，推進集“研發中心、教育中心、創業中心、行政中心”于一體的城市新區建設。農科區按照打造以食品工業為主的百億園區的產業發展思路，引進落實了豐谷、好圣、藍劍等一批大項目、大企業落戶園區發展。仙海區采取“區鎮合一”運行模式，以仙海湖為核心區域，建設集運動養生、康體娛樂、會議展覽、高尚居住、科技研發于一體的國家級旅游度假區和綿陽市城鄉統籌發展示范區。

　　三是繼續推進軍轉民工作，充分發揮軍工企業和國防科研機構在科技城建設中的作用。在綿國防科研院所按“軍技民用、軍民結合”的總要求和“軍品定位，民品興業”的指導思想，積極創新體制，實行“軍民分線”，對民品科研和生產部分實行股份制改造，實行期權、股權激勵，建立約束、監督與評價機制，促進經營性資產流動和增值。以軍轉民高技術和軍民兩用技術開發為重點，積極完善軍轉民技術創新體系。以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為例，中物院在環保、新材料、加速器及工業CT等重點軍民兩用技術研發方面取得重要進展，“燃煤煙氣電子束脫硫技術”示范工程正式實施，“綿陽環保科技園”開工建設。

　　四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召開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這一時期，綿陽國有企業改革重點轉向綿陽工業經濟支柱的國有三線軍工企業。從2003年開始，綿陽啟動戰略重組，實施企業嫁接改造，資產流動重組。綿陽市制定了返稅讓利、政府貼息等十多項優惠政策，全力扶持本地優勢企業，積極引進外地國有企業，大力扶持民營企業，大膽引入國外優秀企業，對自救無望的企業，采取破產、兼并、聯合等方式進行徹底改造。通過融資收購、公開出讓、破產重組、減持國有股等方式，實現企業產權多元化和結構的優化；大力推進國有職工身份轉換、退休職工納入社保和剝離企業辦社會等工業企業改革；法人治理結構逐步建立，對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進一步完善。這一期間，陸續有多家“三線”企業進行重組，2004年開始，在長虹、九州、雙馬、東材、華豐、礦機、方向機廠、燃氣集團8家企業設立改制工作領導小組，全面打響國有企業改革攻堅戰。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攀鋼集團重組長鋼、廣州高新集團收購東材、深圳眾力一收購方向機廠、香港現成收購陽安紙業、世界500強企業法國拉法基正式與雙馬簽訂產權轉讓協議。長虹集團與華豐集團實施了戰略重組，長虹集團與長虹股份進行了財務重組；綿陽市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經市政府授權整合綿陽富達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綿陽市高等級公路開發有限公司、綿江公路建設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組建了新的綿投公司；四川湖山股份有限公司結合股權分置改革，與四川九洲集團、四川九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施資產重組。

　　（三）“中國科技城”建設的經驗和不足。科技城建設經歷了夯實基礎、初步探索、快速發展以及徘徊迷茫等階段，也曾存在發展方向不明確，建設缺少產業支撐，國有企業改革不順暢，社會不穩定，公眾信任度下降等問題，至今仍面臨著科技資源、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國防科研單位，軍轉民渠道不暢通；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不合理，整合力度不夠；融資渠道不健全，公共服務產品單一；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社會事業投入巨大，資金缺口大；國有企業負擔重、轉型難、發展后繼乏力等困難。

　　同時，也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一是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為第一要務統攬全局。科技城最大的潛在優勢是軍工科技資源富集，最大的現實優勢是城市基礎條件和產業基礎較好，最大的劣勢是產業結構單一、競爭力不強、缺乏一批成長性企業支撐，最大的實際是發展速度不快、質量不高、環境不優，在這種背景下必須堅持科學發展。二是必須堅持以軍民融合為根本路徑釋放潛能。科技城建設根基在軍工、出路在民品，必須始終把軍民融合、自主創新、科技進步作為核心目標，構建軍工技術、民用技術、軍民結合三大產業板塊，積極探索中國特色軍民融合發展路子。三是必須堅持以教育人才為重要支撐強化優勢。四是必須堅持以優化環境為重要保障促進發展。五是必須堅持以多維聯動為共建機制凝聚力量。

　　這些困難是所有“三線”建設地區普遍面臨的，積累的經驗也值得借鑒，有助于這些地區、企業結合自身實際，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創新發展之路。

　　（作者單位：中共綿陽市委黨史研究室 ）